特等射手张桃芳使用的步枪

   志愿军狙击手和他的狙击阵地

张桃芳是(1932-)第二十四军七十二师第二一四团八连一名普通战士，在金化郡上甘岭狙击战中，创造了朝鲜前线我军冷枪杀敌的最高记录：击毙214人！那会儿计算战果很严格，目标被打倒后15分钟没爬起来才算击毙。同时要有两个以上的战友证明。张桃芳在初上阵地第一个月，便用247发子弹，打死了71个敌人。军长皮定钧开始也不相信这个惊人战果，后来一次现场目击才信服了张桃芳的本领，当即奖励他一双皮暖靴。
    
    这里顺便提一提朝鲜战场上的我军狙击手的出色的作战情况，若是拍成电影一定很精彩，不过现在的军事题材的导演们都是猪脑。狙击活动本身并不新鲜，德军、苏军、日军和美军在二战时都干过这事。但作为一种主要而非辅助的、带有某种战略性行动色彩的作战形式，中国军队这是首创。这已不仅仅是少数狙击兵的活动，而是整个战线前沿阵地所有步枪、轻重机枪特等射手有组织的群众性的狙击战斗活动，还包括在有坑道依托的发射阵地和临时发射阵地上的单炮或炮兵连或坦克分队对敌暴露目标进行有组织的射击。这种争取战术、战役乃至战略主动权的积极战斗行动，一直活跃到战争结束。
    
    早在1951年1月至2月间第六十五军第五八五团第二营射手就用750发子弹，消灭了83个敌人。但是，朝鲜前线大规模开展冷枪杀敌活，是在完成第一线坑道防御体系的建设后，即1952年5月间，因为坑道工事的形成为狙击活动提供了可靠的保障，敌人的报复炮火的威胁因此而大大得到了缓解。那时，第四十军接替第六十四军阵地，担任第一线防务，驻守黄鸡山前沿的第三五五团第九连有个副连长叫徐世祯，是个出了名的二杆子楞头青，看见阵地前的英国兵肆无忌惮的招摇，实在咽不下口气，决定犯回“不随意开枪”的纪律出口恶气，一天击毙英军7人。得到上级首肯后，很快，这种机动灵活的狙击活动在全部队推广开来。那会儿中国军队根本不搞什么专业狙击训练，班长排长连长直接就把新兵们带到前沿，现场指点着怎么测距，怎么定标尺，怎么算提前量，怎么打上山的，怎么打下山的，夜间射击有些什么要领，……等等等等。然后说你们自己挑两个目标打打试试。结果是练了兵长了本事有了战果还有成就感。很多新战士就是这样不知不觉地打成了英雄。
    
    据第十二军统计，从7月下旬到10月底，第十二军全军狙击歼敌2506名，消耗步枪子弹5843发，狙击手伤亡11名，对100米内目标射击命中率普遍达到 80%。第十五军守备的五圣山地区狙击活动也很热闹。第四十五师第一三五团守备的上甘岭537.7北山阵地，9个月冷枪歼敌达3558人，而全军歼敌19921人，其中40%以上是冷枪造成的。而同时期的第十五军仅伤亡35人。敌我伤亡比例为569：1。这买卖实在太划算了。要知道，一次大型演习也可能要伤亡三五十个人。难怪后来联合国军官兵给上甘岭 537.7北山阵地起了个名字——狙击兵岭。这种战法咋看油水很小，但架不住天天如此。虽说是零打碎敲，积少成多，却是一本万利。一天两三个，一天两三个，日积月累，战果就相当可观了。甚至超出了激烈战斗的时期。几个月过去后，算起账来，一个人打死打伤数十个敌人的战士不在少数，象打响出国第一仗的第四十军第一一八师第三五四团，3个月下来，就有好几个班的冷枪杀敌战果达到数百名。第六十七军第二0二师在两个半月中，冷枪冷炮毙伤的敌人就近4000名，占全师两个半月防御作战歼敌总数的80%。第二0三师在第六十八军处于落后位置，3个半月下来，也有1700余名的入账。
    
    勤杂人员不甘示弱也都上了场，第六十八军第二0四师第六一0团第八连有个炊事员叫庞子龙，本职工作给狙击手们送饭，在阵地上来来去去地看人家打得痛快很是眼热，就说我也来打两枪试试。结果一打就收不了手，3个月内一人冷枪毙敌54名，打出了瘾头打出了名声也打成了英雄。一位名叫蒋中清的战士写的一首描写冷枪杀敌的诗很朴实也很精彩：打冷枪要提倡这个战术真正叫吃香代价小胜利大这是敌人致命伤射手找好隐蔽位置射击之前先把子弹装注意敌人活动眼看四方发现情况沉住气不要发慌先瞄好准到有效射程再放枪一枪撂倒一个两枪撂倒它一双你也打我也打打得鬼子晕头转向为了世界和平坚决把侵略者消灭光在狙击活动最频繁的1952年4月至8月，中国军队狙击歼敌即达13 600余名，另1月至8月游动炮射击歼敌8 900余名。几乎每支部队都能从队列中提溜出一长串的神枪手。联合国军全线的昼间活动，基本上被中国军队所控制。联合国军的士气，降到了冰点。一次志愿军小分队夜袭美军地堡，唯一一个值勤的美国士兵把枪架在地堡枪眼上，头却埋得低低的，当然被一窝端，问他为什么不观察外面，那美国兵说：“不能抬头。”

    方向：以食指与中指合并，其余三指合握，两指指向的方位即所标示的方向。引导队友前进、观察、聆听、攻击与分散行进路线，都可用此手势表示。同样意思也可用四指并拢，拇指内扣表示，但此手势通常在大量人员移动时使用，若要示意迂回时，则以手腕与手臂的弯曲配合指向表示。

    清除：军事任务中所指的清除含义众多，手势也是。如果清除的是前方哨兵，则是以手作刀砍颈或食指划过颈部表示；清除铁丝网则是以食指与中指作剪刀状；清除高塔上的敌人则是以食指与中指合并指于另一手的手掌下方，与球赛中的暂停手势类似；清除地（诡）雷并开路，则以双手手掌向外划出，像游泳时的动作。

    掩护：在接战中，自己要移动位置并请求队友提供掩护与火力压制时的手势有二种。其一为低势掩护，即移动将以低姿态（爬、伏）进行时，以左手握拳，右手出掌盖于左拳上示意；若以右手出掌覆于头部，则表示将以高姿态（冲刺、跳出掩体或壕沟）或是多人战术移位的方式进行移动。

    停止：是前行的尖兵对后续的主力部队最常用的手势。五指并拢，手掌直立，指尖朝上，示意部队停止前进；若是握拳则表示所有人停止动作；而若是手掌朝下则表示所有人须保持低姿势或立即蹲下。

    截断：左手掌心朝上，右手呈刀状竖置于左掌上。当遭遇敌方小部队，要予以中途拦截、切断其后路或从后方切入包围时，都可以此手势示意。

一、美国

在美国，根据战时陆军航空队（即空军的前身）发表的《战争胜利者荣誉报表》指出，在个人击落的架数统计中，40%得到了照相枪的确认，50%得到了目击者的旁证，其余的则通过对敌机残骸分析、通信监听或其它途径获最终确认。存在争认的是如何处理在对地攻击中被击毁于机场上的敌机架数和两架或两架以上飞机在共同开火时击落的敌机架数。二战中，美国陆航仅第8、14两个航空队把对地攻击中的击毁架数计入战绩。战后，又很快重申了把王牌标准限于“空对空作战”中累计击落架数5架或5架以上的范围内。对于“共同开火击落”这个问题，美国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就采用了各人重复记数的办法（即每个开火者各按一架计算）。到了二战时有了更改，美国陆航对共同开火者实行比例分配，用0.25、0.50等小数拆配给各人，海军则采用“偏低”的计算方法。而陆航中的第5、13航空队却运用抽签方法或按指挥官的判断决定应该是谁在他的战绩中加入一架，他们不采用小数分配。

因此有人认为，如按不同的统计方法计算，那么陆航头号王牌也许不再会是通常所公认的邦格，海军也不再会是麦克贝尔了。事实上，一些王牌的战绩记录仍在由史学家们在作不断的修正。

美国陆航、海航和海军陆战队航空兵在二战中共产生1300余名王牌飞行员。占当时10万名参战飞行员的1%不到。而王牌们创立的战绩却占了三军总战绩的30%-40% 。

在美国陆航王牌中击落至少15架者有48名，前三名分别为：

1、R.I.邦格少校

1920年9月24日出生，1941年入伍，主要使用机种P-38，至1944年12月17日获战绩40架，1945年8月6日死于P-80喷气机试飞。

2、T.B.麦克盖阿少校

1920年8月1日出生，1941年入伍，主要使用机种P-38，曾著有《南太平洋空战技术法》一书，战绩38架。1945年1月7日被日本空军杉本明准尉击落阵亡。

3、F.S.戈布莱斯基中校

美籍波兰人，1919年6月28日出生，1941年入伍，主要使用机种P-47，成为欧洲战场空中明星，战绩28架。

美国海军前三名王牌分别为：

1、D.S.麦克贝尔中校

1910年1月16日出生，1933年入伍，在半年时间内取得战绩34架。

2、C.E.哈里斯中校

1916年12月2日出生，大约1940年入伍，主要使用机种F4F，战绩24架（内22架在81天内取得）。也是一位从未被击中一发子弹的罕见的飞行员。

3、E.A.巴林夏少校 

1921年4月13日出生，约1940年入伍，绰号“割草机”，战绩23架。

美国海军陆战队前三名王牌分别是：

1、G.波茵顿中校

1912年12月4日出生，曾加入“飞虎队”援华抗战，主要使用机种F4U，战绩28架。

2、J.J.福斯少校

1915年4月17日出生，1940年入伍，后成为空战好手，主要使用机种F4F，战绩26架。

3、R.M.汉逊中尉

1920年2月4日出生，1941年入伍，主要使用机种F4U，绰号“杀手保布”，1944年2月3日阵亡，战绩25架。

二、英国

对英国来讲，没有宣扬战场英雄的习惯。由于飞行员一旦拥有经验便被调离前线，去改任教官、参谋或指挥官，特别是自不列颠之战后，战斗机飞行员实际上前线作战仅有半年机会，所以王牌个人战绩均偏低。

英联邦（英、加拿大、南非、澳大利亚、新西兰）国家航空兵在二战中每人击落15架敌机或15架以上的王牌就有88名。其中加拿大与南非各9人，新西兰6人，澳大利亚5人，其余为英国皇家空、海军人员。

追寻英国王牌统计方法，可以看到它有自己的特色。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英国“王牌”称号淌未得到官方公认。第二次世界大战伊始，官方仅在奖状中提及个人的战绩，由于未很好地做好档案，连新闻界在索取个人战绩时都拿不出完整的资料来。1940年8月才制定了“击落标准”，对击落、不确定击落、击伤敌机有了较规范的解释。由于资料欠完善，对一些王牌的战绩存在争议，如航空史专家晓阿兹就认为皇家空军的“公认”头号王牌约翰逊的38架中有7架应属“共同击落”。

英联邦前三名王牌分别是：

1、M.T.St.J.帕特尔少校

南非人，1914年7月23日出生，1936年参加英空军，主要使用机种“飓风”，1941年4月20日空战中在击落3架敌机后阵亡，战绩40架。

2、J.E.约翰上校

1916年3月9日出生，1939年入伍，主要使用机种“喷火”，战绩38架，是皇家空军公认头号王牌。

3、B.F.菲玛坎中校 

1920年10月16日出生于加拿大，1937年加入英国空军，主要使用机种“喷火”，战绩32架。

三、法国

法国空军王牌战绩计算方法较复杂，不能简单地与别国空军王牌直接作比较，大战初曾沿用上一次大战时的标准，按单独击落、单独击落但不完全确定、共同击落、共同击落但不完全确定四种情况分别列项统计，但都进入个人总战绩。这样一来，如按盟国其它空军的标准衡量，实际战绩要低得多。全法国王牌飞行员中击落10架以上者有33人。

前三名分别是：

1、P.H.克劳斯苔尔曼中尉

1921年出生,1942年赴英加入自由法国空军,主要使用机种"喷火"和"暴风雨",确认战绩33架。

2、M.阿尔拜尔上尉

1917年出，1938年入伍，参加过德军入侵时的抗战，后加入在苏联的自由法国空军，主要使用机种“雅克-3”和“雅克-9”。确认战绩23架。

3、F.J.迪莫才上校

1916年出生，1936年入伍，后参加英国空军，确认战绩21架，不完全确定战绩2架。

四、德国

德国的王牌飞行员人数众多，个人战绩百架以上者就有107人，个人战绩架数也比盟国的多，王牌总人数超过3000人。以部队来讲，最有名的是第52战斗机联队，该联队共击落万余架敌机。

有人认为德国战绩高是因为计算方法与盟国不同。但是，1977年出版的《德意志战斗机王牌》一书作者托利巴大校却指出：当时德军对战绩的确认是严肃的，其严格程序不亚于美军，是经过仔细核查的。所谓“天文数字的战绩”是可信。他的理由是：一、德军四面为敌，防线长，又允许飞行员自由会敌交战，不象有的盟军飞行员频频出击却次次补空，所以攻击机会多。二、在东部战线，特别是战争初期，苏军飞机性能和人员训练素质并不高，德军在这两个方面一度占有优势。三、盟军飞行员大多只在第一线参战半年至一年，不象德国飞行员多年连续战斗在第一线，容易积累空战经验。德军在多人共同攻击并击落一架敌机的情况下，只允许承认其中某一人的战绩。万一争执不下则将该战绩上交所在部队入档，个人不再拥有。战绩须通过照相枪或旁证人的确认，否则无效。以至出现了空战权威加兰德因空中无僚机旁证而宁可放弃攻击的怪现象。有的战绩则须经漫长时间的复核才能认可。由于德军在东、西战场的作战对象不同，所以对战绩的评价也有不同。特别是对西部战场击落大型（轰炸）机的战绩给予更高评价。

德国王牌一般都集中在空军内，前三名是：

1、E.哈特曼少校

1922年4月19日出生，1940年入伍，主要使用机种Bf-109，在1400余次出击中，空战800余次，自已被击落或迫降16回，但从未负过伤，战绩352架，创二战个人战绩绝对记录。

2、G.巴尔克霍隆中校

1919年3月20日出生，1939年入伍，主要使用机种Bf-109，本人被击落过10回，战绩301架。

3、G.拉尔少校

1918年3月10日出生，1936年入伍，主要使用机种Bf-109，受伤后一度下身瘫痪，擅长于侧面拦射，在第631次击后，创立战绩275架。

德国为了阻止盟军的夜间空袭，投入一定数量的战斗机进行夜间截击，所以诞生了不少夜战王牌。前三名是：H.W.休瑙法少校，夜间战绩121架；H.兰特大校，夜战绩102架，昼间8架；H.S.韦特根斯泰因少校，夜间战绩83架。

五、苏联

苏联红军在二战中共出动飞行400万多架次，击毁敌机5.7万架，其中仅防空军就击落敌机3930架。苏联空军中2420名飞行员获得苏联英雄称号，其中有战斗机飞行员895人。个人击落20架以上的王牌就有200余名，前三名为：

1、阔日杜布.伊万.尼基托维奇大尉

1920年6月8日出生。1940年入伍，主要使用机种拉-5、雅克-7，在330次出击中空战120回，战绩62架（包括ME262喷气机一架），三次获苏联英雄称号，1985年升任苏联空军元帅。

2、波克雷什金.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大校

1913年2月21日出生，1932年入伍，在600余次出击中空战156次，主要使用机种伊-16、P-39，战绩59架，三次荣获苏联英雄称号。1972年升任苏联空军元帅。

3、列奇卡洛夫.格里戈里.安德烈耶维奇大尉

1920年2月9日出生,1938年入伍,主要使用机P-39,在450次出击中空战122次,战绩56架(集体战绩另有5架),二次荣获苏联英雄称号。

六、中国

中国空军在二战时期并无对王牌的特别评定夫。一般对缺乏旁证的战绩不予承认。存在许多由自述提供或第三者提议产生的非正式战绩。加上战后资料的散失，一些个人的战绩有欠准确，报道出入较多见。一般认为王牌有十四五名，前三名为：

1、刘粹刚大尉

绰号“空中赵子龙”，1931年入伍，主要使用机种霍克3，1937年10月因着陆事故身亡，已确认战绩11架，有待确认2架。

2、柳哲生大校 

30年代中期入伍，主要使用机种伊-16，已确认战绩9架，因此获九星星序褒章一枚，共同击落战绩另应得2.33架，合计11.33架，是战时官方公认的头号王牌。

3、王光复中尉

主要使用机种P-40E，战绩8.5架，是所谓“重庆时代王牌”。

七、日本

日本海军王牌前三名为：

1、西泽广义 

飞曹长，战绩87架，使用零式飞机。

2、岩本澈三 

中尉，战绩80架左右，使用零式飞机。

3、杉田庄一 

飞曹长，战绩70架左右。

原先认为第一名的坂井三郎中尉，其战绩64架纯属自认，近年来，被公认的仅30架，故已沦为第七名。

日本陆军王牌中，个人战绩在8架或8架以上的就有121人，其中23人战绩在20架或20架以上，但这些战绩大多在诺门坎事件中与苏机对抗时建立。日陆航中前三名王牌为：

1、筱原弘道准尉

1913年8月15日生，1934年1月进入实战部队，1939年6月27日曾创单人击落伊-15、伊-16战斗机11架的空前纪录，1939年8月27日战死，个人战绩58架，是诺门坎事件中日本头号王牌，座机为中岛97式。

2、穴吹智曹长

1921年12月5日生，1941年7月进入实战部队，特擅长府冲攻击，仅1942年一年内即在173次出击中击落飞机78架（公认者占30架），人个总战绩39架，座机为97式和“隼”式。

3、垂井光义大尉

1915年7月29日出生，1934年12月进入实战部队，曾是诺门坎事件中第二号王牌，1944年8月18日在地面被美机扫射阵亡，战绩38架，座机为97式和“飞燕”式。

　　《空军部队从严控制饮酒的规定》对工作日午餐饮酒和工作期间饮酒都明令禁止。 这一“禁酒令”强调，凡在工作日午餐违规饮酒者，干部给予降职(级)或者降衔(级)直至撤职，士官给予降衔级工资档次，义务兵给予记大过处分。凡工作期间违规饮酒者，干部给予撤职处分，士官给予取消士官资格，士兵给予记大过处分。

　　空军发布的“命令”还强调“严禁酒后驾驶机动车辆”，凡酒后驾车的，一律吊销车辆驾驶证，干部给予降职(级)或者降衔(级)直至撤职，士官给予降衔级工资档次，义务兵给予记大过处分。造成一般以上等级事故和引发严重问题的，干部给予撤职处分，士兵给予劳动教养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追究所在单位直接领导责任，视事故情节轻重、危害程度和后果大小，给予警告直至撤职处分。

　　据空军有关部门负责人介绍，空军以命令形式颁发的《空军部队从严控制饮酒的规定》，主要是依据解放军现行的《内务条令》、《纪律条令》和《安全条例》等法规来制定的，此举有利于依法治军、从严治军，有利于加强作风纪律建设、维护空军良好形象。

　　这位负责人并称，空军发布的这一“命令”自上而下都在集中学习和传达，做到人人皆知。目前，各级营门卫兵和车场值班室开始配备酒精测试仪，对出入人员和车辆进行检查抽查，加强监督和管理。

沈醉

沈醉、徐远举和周养浩三人是国民党军统局内赫赫有名的干将，他们职务相近年龄相仿，又都深受戴笠的器重，被称为军统“三剑客”，但他们却走过了各自不同的风雨人生路。

“军统老人”沈醉担任了政协委员

沈醉是湖南湘潭人，他18岁就参加了军统的前身——复兴社特务处，28岁便晋升为少将军衔，深得军统特务头子戴笠的信任，在军统局素以年纪小、资格老而著称。沈醉曾先后担任军统局本部总务处少将处长、国防部驻云南区专员兼保密局云南站站长、国防部云南专员公署主任、中将游击司令等职。1949年12月9日被卢汉扣押，参加云南起义，后协助卢汉逮捕了在昆明的大多数特务。1960年11月28日被人民政府特赦，后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文史专员。

沈醉等人被特赦后，周恩来曾设宴相请。席间周恩来对沈醉说:“共产党从不计较个人恩仇，特赦你们是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所以希望你们以后一定要做些对人民有益的事情。”可以说，沈醉的后半生没有辜负周恩来的期望，他格外珍惜新的生活，发奋读书创作，以冷峻、犀利的笔锋剖析自己，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教育后人。此间，沈醉先后撰写出版了《解放前夕军统在云南的活动》、《抗战前军统特务在上海的罪恶活动》、《我所知道的戴笠》、《中美合作所内幕》、《爱国将领卢汉》、《我这三十年》等著作，受到读者的广泛好评。

1980年，有关方面经过调查证实，沈醉在卢汉起义通电上签了字，发表了起义广播，并亲笔颁布命令，要下属特务组织上交特务器材并到指定地点报到。根据党的政策，沈醉的身份由战犯改为起义将领，享受副部级待遇，并连续被选为第五、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

1980年底，沈醉偕同他在大陆惟一的女儿沈美娟到香港探亲，成为海峡两岸关注的一件大事。沈醉在美国、加拿大及港台等地有许多亲朋故旧和学生，他们都劝他留下来享享清福。沈醉对他们说:“大陆的物质生活是差一点，但我不是为钱而来的。我母亲生前对我说过:一个人可以不做官，但一定要做人。在大陆，我才真正懂得了人生的道理。”他劝亲友们回大陆看看大陆的变化，说:“国家的分裂是在我们这一代身上造成的，应该在我们这一代身上结束。这样，生对得起后代，死对得起祖宗。尽管我们过去走的路各不一样，但从今天起，一个人是流芳百世，还是遗臭万年，就看他为统一祖国是出了力，还是相反。”

沈醉晚年的家庭生活也很幸福。由于国民党宣传沈醉早已“杀身成仁”，他在台湾的前妻粟燕萍女士迫于生计改嫁他人。1965年初春，经人介绍，沈醉与小他10岁的杜雪洁正式结婚，婚后二人相敬如宾、幸福美满。杜雪洁对沈醉体贴入微，天天早晨和傍晚，她陪沈醉去月坛公园和大桥下面散步，还帮助丈夫整理报刊与信件。沈醉患有冠心病，杜雪洁精心制作了一个牌子，写上医生叮嘱:“冠心病患者应多休息、少谈话，每次见客以不超过15分钟为宜，更不能连续会客。敬请亲友原谅。”沈醉对贤惠的老伴更是情深意厚，他外出开会或参观，总是细心地给妻子带回心爱的衣料或礼物，一次也没忘记过。

1996年3月18日，沈醉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2岁。

徐远举

“西南红人”徐远举病死狱中

徐远举1914年出生于湖北省大冶县，黄埔军校第7期毕业，1932年参加特务组织，1935年出任“护送班禅专使行署”少校参谋，随后在西藏开展情报活动。1945年6月被戴笠提拔为军统局第三处副处长，1946年1月到华北任军统局北方区区长，7月调任重庆绥靖公署二处处长，疯狂镇压学生运动，策划破坏中共重庆地下市委机关报《挺进报》。在徐远举亲自主持下，前后逮捕的地下党员多达130多人，其中绝大多数被杀害，徐远举也由此得到了一枚四等云麾勋章，并被任命为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川、康、滇、黔四省所有保密局把握的公开和秘密单位以及各地警察局、稽查处、公路和运输部门的警务处、组，兵工厂的警稽组等40多个机构也由该区统一指挥。后来重庆绥靖公署升格为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徐远举成为长官公署二处处长。当时西南军政长官是张群，张早就熟悉徐远举，对他非常赏识，所以徐远举更是红得发紫，故当时国民党军政界都称徐远举是“半壁江山，西南红人”。

1949年9月至11月，徐远举在重庆主持策划一系列大屠杀、大破坏计划。12月在昆明被云南卢汉起义部队捕捉，后作为战犯被押回重庆白公馆关押，1956年转北京功德林战犯治理所。经过改造，徐远举熟悉到自己罪行的严重，他向公安部门表示，对自己的问题“决不保留，决不扩大缩小，老老实实交代”。后来监狱组织关押人员撰写国民党的历史资料，徐远举最卖力，也毫无顾虑，知道什么便写什么，从不回避写自己的问题。在庆祝建国10周年时，杜聿明、宋希濂等33名战犯被特赦，徐远举也盼望着有朝一日能被释放，但一直没有轮到他。

“文革”爆发后，停止了对在押战犯的特赦，已特赦的有的也被重新关进监狱，徐远举感到绝望了。“四人帮”为整倒一批老干部，到处逼人写黑材料，但徐远举宁肯挨骂甚至挨打，也不乱咬人。据沈醉回忆说:“‘四人帮’为了把秦城监狱的那一幢楼腾出来，囚禁忠于党和人民的革命老干部，把黄维和许多军长一级的战犯，都送到抚顺原日本战俘治理所，让军统和中统等10多名搞特务工作的留下来，逼他们提供材料，诬蔑好人。徐对此生气异常，认为这不是共产党的传统和光明磊落的作风。”

1973年冬，徐远举在劳动期间因工作不合格而受到批评，脾气急躁的徐远举情绪激动大吵大闹，当晚又用冷水冲澡，本来他就患有高血压，结果刚走出卫生间就晕倒，后经医院抢救，终因脑血管破裂不治而亡。

周养浩

“书生杀手”周养浩客死异国

周养浩是浙江江山县人，与戴笠和毛人凤都是同乡。1933年，由戴笠介绍、唐纵监督，上海法学院法律系毕业的周养浩宣誓加入了复兴社特务处，从那时直到被俘，周养浩为国民党做了16年的特工工作，先后担任过息烽监狱主任、重庆卫戍总司令部保防处处长、保密局西南特区副区长等职。周举止斯文儒雅却心狠手辣，是军统内部有名的“书生杀手”，他曾亲自策划部属杀害爱国将领杨虎城的行动。1949年冬国民党在西南大撤退时，周养浩秉承特务头子毛人凤的命令，在重庆、成都、昆明等地参与布置大破坏与大屠杀，后在昆明被逮捕。

解放后周养浩在白公馆关押期间，与沈醉、徐远举等人同处一室，因沈醉交代问题时曾涉及到周养浩，周养浩怀疑是沈醉有意出卖自己，于是他怒火冲天顿起杀意，拿起身边的小板凳就往沈醉头上砸去，多亏旁边的宋希濂伸臂一挡才没砸着沈醉。周养浩正要打第二次时，凳子已被宋希濂夺走。此后周养浩和沈醉一直是横眉冷对，老死不相往来，两人不管是谁，涉及到对方时总是有意回避，就像没有这个人似的。

1975年3月20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和公安部联合下达了《关于安置特赦释放人员的意见》，其中第六条规定:“凡愿意回台湾的，报中心统战部、公安部办理。”时任公安部部长的华国锋也向世人公开公布:“愿意回台湾的，可以回台湾，给足路费，提供方便，去了以后愿意回来的，我们欢迎。”根据这个精神，周养浩与其他几个特赦人员一道申请去台，但由于台湾方面拒绝他们入境，周养浩等人滞留香港，几个月后周养浩辗转赴美定居，1990年在美国病逝。

　   国际形势风云变幻，军事热点扑朔迷离。我们现在几乎每天都能在媒体上听到中国"威胁"别人的种种说法，我们习惯把这些说法称为"中国威胁论"。国外机构与媒体搜集一切信息，发布种种中国国力与军力对它们产生"威胁"的言论。

　　本周《陈虎点兵》邀请《世界军事》杂志执行总编辑陈虎先生和大家一起关注：面对"中国威胁论"，中国如何发出自己的"声音"？媒体应该怎样承担责任？如何做一个成熟的军事爱好者？

　　多一点危机意识，少一点自我陶醉

　　据日本《富士产经商报》7月12日报道，成立于1911年的美国慈善机构——卡内基基金会近日汇总了一份有关中国的报告，称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规模将在本世纪中叶达到美国的两倍，成长为超级大国。 报告呼吁，美国要尽快做好应对中国力量，包括军事力量的准备。

　　陈虎：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所面临的问题是很多的。如果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面临的安全问题就更为突出了。比如国防安全、能源安全、金融安全、环境安全、网络信息安全等。

　　所以，当我们看到国外关于中国发展、中国崛起的报道，我们应该更多地想想自己的问题，而不是陶醉于所谓中国快速发展、中国打破了现有的战略平衡、中国"威胁"到谁，等等言论。

　　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我们需要的不是自我陶醉，而是更多的危机意识。意识到危机，才有可能采取更多的措施把这些危机消灭在萌芽状态。

　　中国要有自己的"声音"

　　孙子告诫的“知己知彼”是中国军事战略的基本原则。而且，中国的战略家们尤其重视“知己”。中国官方媒体许多文章表明，解放军具有主动进行自我评估的计划，而且十分清楚自身的优势和弱点，特别是涉及到美国的军力。

　　自2006年以来，中国官方媒体一再发表对中国军事能力的总体评估：“当前部队战斗力还存在‘两个不相适应’：现代化水平与打赢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的要求不相适应，军事能力与履行新世纪新阶段我军历史使命的要求不相适应。”这种评估被具体到人才开发、训练、后勤等领域。

　　陈虎：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在很多地方是落后于发达国家的。这个"落后"不仅仅体现在经济、科技、国防上，还体现在信息影响力上。这种影响力不仅仅是随着经济、科技的发展自然而然地形成的，没有自身的努力，即使中国发展成为经济、科技、国防大国，也不会变成一个信息大国。

　　我们处在中国的国土上，但我们每天看到的新闻信息很大部分都来自国外的媒体，我们的信息采集、发布能力与发达国家相差甚远。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威胁论"的报道铺天盖地，就不足为奇了。

　　所以，我们在发展经济、科技的同时，也应该发展自己的媒体力量，要让世界更多地听到中国的声音。这些不是说一说就能做到的，也不比发展经济、科技更容易，而且在时间上，可能需要一个漫长的积累的过程。

　媒体不能忘记"责任"二字

　　《防务新闻》称，2007年，中国继续为其邻国以及国际社会带来惊讶：进行反卫星武器试验、派遣军事部队到非洲、入侵五角大楼电脑、提高国防预算、扩大与众多国家的军事合作。文章称，2007年，中国派出军舰到澳大利亚、日本、俄罗斯、新加坡、西欧进行访问和演习。9月和10月，中国国防部长曹刚川会见了国际领导人。

　　陈虎：实际上，我们接触"中国威胁论"，大部分是在我们自己的媒体上。 而国外鼓吹"中国威胁论"者，也在大量引用出自国内媒体的"论据"。他们会根据我们自己的报道借题发挥，从而大肆渲染。

　　所以，我们就不得不提到一个媒体责任的问题。

　　看看我们今天的媒体，我们有多少原创的信息？大量的信息是来自国外的媒体。很大程度上，我们的媒体成为了国外媒体的转载机器，成为别人信息的传播者。

　　面对这种情况，每一个媒体与媒体人，都应该想到"责任"二字。

　　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媒体与媒体人，我们首先要辨别信息，当面对方方面面、形形色色的消息时，我们要想到这些信息的传播会对我们的受众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谨言慎行，从而真正成为有担当、负责任的媒体与媒体人。

    “５·１２”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后，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坚决贯彻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胡主席的决策部署，全力以赴投入抗震救灾，充分发挥了主力军和突击队作用，为夺取抗震救灾斗争的阶段性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当前，抗震救灾工作已进入安置受灾群众和恢复重建阶段，抗震救灾部队担负的抢险任务已基本完成。

    中央军委要求，各部队要高度重视回撤工作，深入进行思想教育，严格执行群众纪律，严密组织部队行动，确保回撤行动安全顺利；继续担负抗震救灾任务的部队，要牢固树立较长时间执行任务的思想，始终保持高昂的士气、旺盛的斗志和顽强的作风，为夺取抗震救灾全面胜利作出新贡献。

    当日，在重灾区青川县木鱼镇参与救灾的济南军区某“猛虎师”官兵撤离归建。空气中弥漫着鞭炮的味道和感动中泪水的湿度,长长的送别队伍,群众们站满了道路两边，短短的一公里，撤离的车队走走停停,整整用了三个小时。乡亲们舍不得战士们走，送别的群众中有的是战士们用双手在废墟中挖出来的灾民，有的受伤群众是经过部队医疗队治疗痊愈的。这支部队在抗震一线抢救伤员、转移群众、清理废墟，搭建简易房，在受灾群众眼中，他们已经成为这块土地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这是第一支在重灾区抗震救灾撤离的部队。